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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瓦是哪个国家的城市(日内瓦是哪个国家的首都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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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THIRTY

第三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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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瓦老城区

我来到日内瓦老城区,真是无趣,这似乎是一个拒绝色彩的城市。

在这里偶尔会看到一两只钟表装饰着墙壁,这与我在德语区城市看到的眼花缭乱的市招判若两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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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瓦圣彼得大教堂

日内瓦圣彼得大教堂(Cathedrale St. Pierre)也十分古老,但比起洛桑大教堂要逊色许多。唯一例外的是大教堂旁的小礼拜堂,温馨可爱,色彩堂皇典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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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教堂旁的小礼拜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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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国际象棋棋盘

我们接着朝日内瓦大学校园走去,门口有好多个巨大的国际象棋棋盘,这在瑞士城市中遍地皆是,被游客推崇为景点之一,这毕竟透露着一点生趣。

继续往校园里走,会看到长约100米的宗教改革纪念碑(Monument de La Reformation),花岗岩结构,建于20世纪初。福多尔的《瑞士》的描述是:

“用来纪念16世纪的宗教改革及其先驱者们:法勒尔、加尔文、贝茨和诺克斯。墙壁中间是这四个人巨大的浮雕像,周围还分布着一些新教徒的小雕像、浅浮雕和碑铭等,还有伯尔尼、日内瓦和爱丁堡的盾形纹章,上面雕刻有克伦威尔的雕像,他的周围是‘五月花’号船上祈祷的英国清教徒们。此外还讲述了1689年英国议会向威廉国王和玛丽王后提交《权利法案》的场景,上面有一串大字‘Post Tenebras Lux’,意为‘黑暗过后即是光明’,这是宗教改革也是日内瓦的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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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纪念碑

我不是很喜欢宗教改革纪念碑的风格,这有些类似我们过去的领袖像,压抑,没什么亲和力。可是它确实浓缩了加尔文与清教徒的历史,让我想起了年轻时喜欢阅读的德国社会学大家韦伯写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众所周知,16世纪的德国人马丁·路德挑战一统天下的天主教,建立了“路德宗”教派,引发了宗教改革。但法国人加尔文在日内瓦建立的“加尔文教派”,对后来的清教徒与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加尔文思想的核心是“预定论”,这对未信者来说非常玄妙。一般人的理解是只要信基督,就会得救,就会进天堂。但加尔文坚决认为不是每个人都能得救的,如果你没有蒙召选,你一切的努力和作为,甚至包括悔罪、祈祷和服侍上帝,都是徒劳无功的。按照加尔文的“有限度救赎”,“甚至上帝也无法帮助他”,如果你在创造之初就未蒙召选,十字架的功效也无可奈何(《圣经》说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

加尔文很自信他是蒙召者,但一般信徒就没那么自信了。

进一步而言,加尔文不仅对天主教的繁文缛节不满,还认为连至亲好友和人情世故都应该疏远,“整个尘世的存在,只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服务”。

也就是说,在加尔文教徒的世界里,“人情”不是件好东西,因为它会让信徒对上帝的委身和命令打折扣。甚至“任何情感性的,即不是以理性为动机的——都会轻易地被怀疑为肉体崇拜”。

路德宗仍然带有传统主义,虽然肯定世俗的工作,但并不主张积极改造尘世,更多的是分离而治,不容神圣与世俗两相混淆。

加尔文宗却发展了一种可以称之为“入世圣召”的神学,就是积极地征服和改造尘世。他自己在日内瓦也是“清教专制”,担当过严苛的政教领袖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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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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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分析道,这些预定论的前提和要求让加尔文的信徒陷入了“空前的内心孤独”中,他们没有天主教会那种便捷好用又“富于人性的循环:罪恶-忏悔-赎罪-解救-新的罪恶”,也没有路德宗教徒那种可以每天经历基督的喜乐以及体会赦罪之恩的释放,加尔文教徒总是处在困扰和焦虑之中,“只有独自一人走下去,去面对那个永恒的早已为他决定了的命运”。

当所有释放的出口都被封闭时,加尔文教徒出现了一种心理转机,就是“凭借一种有助于增添上帝的荣耀的基督行为”来作为自己得救的证据。

韦伯以继承加尔文教衣钵的英国清教徒为例来论证类似的心理转机是怎么转换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叶仁昌在《大师眼中的金钱:财富的伦理》中将此概括成四个方面:

第一、对职业劳动的神圣使命感;

第二、对理性纪律和最大效益的强调;

第三、对节俭美德的要求;

第四、对财富和利润心的积极肯定。

对于第三方面,韦伯指出,清教徒竭尽全力所反对的唯一东西就是无节制地享受人生的一切,举凡通俗的娱乐活动、休闲放松以及虚荣满足,都被认为“会驱使人舍弃职守、背离宗教,因此理应成为理性禁欲主义的仇敌”。

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是“资本的积累”,资本用于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从而也就自然而然地增加了财富。

从第四方面来说,清教徒区分得很清楚,如果追求财富和利润是出于自己的贪欲,并在使用上不知节俭,就将带来灵魂的毁灭,这毋宁说是上帝的诅咒。但若它是禁欲主义下所获得的“劳动果实,财富的获得便是上帝祝福的标志”。

很特别的是,对于自己能否通过考验,清教徒总是深具信心!无论在“罪”与“义”之间的张力会有多么煎熬和危险,他们不仅坚拒退却畏缩的失败主义,并且还坚信属于上帝的选民在恩宠下最后的必然胜利。就由于这样一种自信和豪气,韦伯形容那是一个对“自己因上帝恩宠而完美”充满感恩的“资本主义英雄时代”。

韦伯为此讲了一段难解却又耐人寻味的话:禁欲主义新教的座右铭是“赚取你应该赚取的”,“舍弃你应该舍弃的”。

叶仁昌的解释是,前面那一句指的是财富和利润心已经被正当化了,它们既是荣耀上帝的使命,是勤劳者的奖赏,也是蒙选召的祝福;后面那句则在说,作为受托付的管家,财富并不是你的,它们是带有责任的奖赏和祝福,应在使用上节俭并慷慨捐献,俾能荣耀上帝。

试问,抱着此座右铭并身体力行的人,还需要对巨大的财富积累和旺盛的利润心有任何罪恶感吗?韦伯相信,这孕育出了近代资本主义最核心的一项内涵,即无限利润心,它不仅拒绝了清贫和无产,也突破了够用就好的小康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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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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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韦伯在自己所处的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就指出,禁欲主义新教的理想在“强大的财富诱惑力”下逐渐发生了动摇。随着社会地位的大幅上升以及财富积累的效应,清教徒一步步面临着庸俗化的堕落的挑战。此刻,“寻求上帝的天国的狂热,开始逐渐转变为冷静的经济德性;宗教的根慢慢枯死,让位于世俗的功利主义。”

韦伯讽刺道:17世纪伟大的宗教时代留给后人的是一种在获取金钱上“善得虚伪的良知”。这批人太聪明了!他们充分意识到自己蒙受上帝的恩宠和祝福,而只要外表得体、道德行为没有污点,并在使用财产上不致遭到非议,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听从自己金钱利益的支配”,同时还感到自己这么做是在履践天职、荣耀上帝。

韦伯观察到,在自己生活的时代,经济秩序因为深受机器生产的技术和经济条件所制约,已经不再需要宗教禁欲主义这样的精神来支持了。他伤感地说道:

“启蒙主义——宗教禁欲主义那大笑的继承者——脸上的玫瑰色红晕似乎也在无可挽回地褪去。天职责任的观念在我们的生活中也像死去的宗教信仰一样,只是幽灵般地徘徊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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